10月22日下午,福州市委党校。“3820”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展厅里,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兰森、辅导员梁英豪带着三十多名2026级本科生,跟着讲解员在一块展板前站定。《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》的实践课,就在这里展开。

一、一张蓝图里的方法论
“老师,为什么是20年?”金融学(双学位)专业的林宇轩看着展板上的时间轴发问。
“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,不能只算眼前账。”兰森老师回答,“1992年编制这份战略设想时,习近平同志提出,不仅要考虑10年、20年的中期目标,还要考虑30年、50年甚至上百年后的长远目标。这就是‘功成不必在我’。”
展板上,3年、8年、20年三个时间节点依次排开。到1995年,主要指标在199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,提前达到小康水平;到2000年,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达到国内先进城市发展水平;到2010年左右,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。
“可目标定得这么远,当时怎么保证不是纸上画画?”经济学专业的洪采薇追问。
“靠调研,也靠民主。”兰森老师解释道。为了这份设想,福州用了半年时间,经历酝酿准备、学习考察、咨询论证、起草文稿、修改提高五个阶段;不仅在报纸上开辟专栏问计于民,还把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渔民、侨胞和基层干部。“战略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写的,它从一开始就带着‘从群众中来’的方法论。”
这份设想的科学性,随后被实践一步步验证。1992年11月,文稿在市委六届六次全体(扩大)会议上讨论通过;第二年年初,设想结集成书正式出版。1995年,第一阶段目标提前一年完成;1991年至1995年,福州创办28个开发区、投资区和成片开发小区;1995年,全市开发投资区工业总产值占到46.6%。
“3820”战略工程不仅定下目标,更铺好了抵达目标的路径。3年、8年、20年把目标拆成三个阶段;12个战略重点,圈定必须突破的领域;7个战略布局,落到具体的空间单元;园区建设、改善投资环境、招商引资,则把布局接成一个个项目。这正是它与一般“愿景式规划”的分野。
四个蓝图之间,也并非并列关系。“3820”战略工程是纲,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、海上福州、现代化国际城市是目。纲举目张,四者相互联系、相互支撑,共同构成福州跨世纪发展的战略体系,有主有从、层层递进。
金融学专业的吴明善在笔记里留下一行字——“战略不是挂在墙上的,它最后会变成厂房、跑道和码头。”

二、从福州一地到全国实践
走到第二篇章“重大实践”,展柜里是一只旧式果皮箱的复制品。讲解员介绍,1991年,习近平同志看到群众反映找不到果皮箱的报道,当即批示解决,很快在市区21条主干道设置了1000个果皮箱。
“一只果皮箱,也是战略吗?”数理金融实验班的许振涛低声问。
兰森老师停下脚步,答得很干脆——“是战略。判断一项工作的分量,不看它的大小,看它解决的是不是群众的真问题。”
从一只果皮箱,到袋装垃圾、红庙岭垃圾处理厂,再到内河整治与西湖治理,治理对象由街面转向水系,治理方式也由应急处置转向制度建设。菜篮子工程、疍民上岸、苍霞棚户区改造,遵循的是同一条思路——从具体诉求入手,以制度安排收口。“以人民为中心”“共同富裕”并非凭空提出,经验根基就在这些治理实践里。
另一条线索是对外开放。以侨引侨、以侨引台、以侨引外,侨资一度占福州外资总额的70%以上。表面看是引资,实质是把散居全球的侨商网络接入本地产业链。要素、市场与规则的相互嵌入,正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。开放从来不只是把资金引进来。
离开福建之后,这些做法并未中断。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地方的早期实践,它们被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,并在全国范围开花结果。数字福建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;海上福州所代表的向海发展思路,与后来的海洋强国战略一脉相承;闽江口金三角所开启的开放格局,延续为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;菜篮子、苍霞棚改等民生实践,则汇入共同富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政策主线。1992年的“鼓岭故事”,也在2012年习近平同志访美时被再次讲述,成为民间外交的一段佳话。
展览第三篇章,把2010年、2014年、2021年三次来闽考察串成一条线。2010年,“福州是有福之州,福州人是有福之人”;2014年,军门社区提出“三个如何”,催生“13335”工作法并由民政部在全国推广;2021年,“四个更大”的要求与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的嘱托相互印证。三次考察、三次嘱托,指向同一个判断——福州的发展不是另起炉灶,而是在既有蓝图上继续往前走。
“3820”提供的原初经验至少有三重:战略思维,用20年的尺度处理发展与保护、速度与质量的关系;系统观念,四个蓝图互相嵌套,任何一个局部都不能脱离整体理解;人民立场,检验标准始终是群众满意不满意。回应普遍性问题,经受长时段检验,经验才可能从一市一地上升为理论表达。
从展馆回到课本,答案其实早已写在《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》的目录里。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是价值论,回答发展为了谁;“新发展理念”是方法论,回答怎样发展;“高质量发展”“构建新发展格局”是实践论,回答发展到什么阶段、走什么路径;“统筹发展和安全”是底线思维,回答风险如何管理。习近平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指导意义,就在于它既是认识论,也是方法论,不仅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“怎么看”,也回答了“怎么办”,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。

三、把课堂搬到现场
把课堂搬到展馆,不是临时起意,而是“大思政课”建设的一次具体落子。
大格局,是把一门课放进育人全局。学院把课程实践纳入培养方案,明确学时、学分与责任分工,课程思政不再是任课教师的“单打独斗”。
大先生,是任课教师与辅导员同上一堂课。经济学科的课程主讲教师们把《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》章节与展陈内容做成对照表,把“看什么”设计成“研究什么”;经济与管理学院学工办负责组织、安全、宣传与成果归档。教学、学工、管理各环节协同,“一段渠”“责任田”才守得住。
大平台,是让展馆成为课堂。讲解词、展板数据、口述史都是教材,学生在现场记下的不只是“看到了什么”,还有“证据在哪里”。
大作为,是让一次实践留下可积累的成果。返程按“理论依据—现场观察—学理分析—现实启示—行动建议”五段成文,优秀篇目进入课程案例库,成为下一届学生的读本。
一堂课的温度,来自现场;一堂课的厚度,来自制度。
制度让课开得下去,内容让它立得住。展馆里那条从1992年延伸至今的线索,才是这堂课真正的教材。从1992年绘就20年蓝图,到2010年顺利完成,再到新时代的理论升华,“3820”留下的不是一套答案,而是一种方法——用长期尺度看问题,用系统观念谋布局,用人民立场作检验。这既是福州的城市经验,也是这门课要学生带走的东西。
走出展厅,夕阳落在鼓山的山脊上。返程的车上,经济学专业的陈诺彬在心得本上写下最后一句话:“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,不是重复二十年前的答案,而是学会用同样的方法,回答属于我们的问题。”
